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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忧心如焚


          南京  蒋介石宫邸  1947年8月1日

  顾祝同的汽车一驶进蒋介石宫邸,他便感受到了节日气氛。

  晨风拂动彩旗。“庆祝山东大捷”、“庆祝南麻、临胸大捷”,红纸黑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礼堂外聚集着一群记者,忙碌而兴致勃勃。

  郭汝瑰从车的前座回过头:“钧座,这是怎么回事?”

  顾祝同摇摇头,目光茫然。

  他们从车里钻出来,迎面碰上了刚从总裁办公室走出来的白崇禧。

  顾祝同举手敬礼。

  “墨三兄,上次庆功酒没喝好,这次我好好祝功臣一杯。”

  白崇禧脸上堆满了笑。顾祝同不知该说什么。他被总裁召来,背上负着荆,罪能否请下尚惶惶然不可知,何来有功之说?

  风掀着小礼堂门枪上的彩色横标哗哗作响。顾祝同盯住横标上的“山东大捷”四个字足足看了一分钟。这位陆军总司令,山东战场的总指挥官,顿时涨红了脸。

  南京的8月是最难捱的日子。总裁办公室黑暗而不通风,更是闷热难当。

  蒋介石一身戎装,孤寂地坐着,打禅一般,仿佛全不感知世间的冷暖寒暑。

  郭汝瑰不由暗暗吃惊。

  “坐。”蒋介石吐出一个宇。

  侍卫倒过水,退出去了。

  “委琐不堪,哪有打胜仗的样子!”蒋介石吐出一句。

  顾祝同、郭汝瑰忙起身。顾祝同说:“辜负校长栽培。鲁西南丧失战机,一败涂地,学生有罪……”

  “哪个讲鲁西南一败涂地?决战刚刚开始,鹿死谁手怎么就有了定局?!”

  顾祝同怔住了,呆呆地注视着琢磨不透的总裁。

  不过是20个小时,昨天总裁还在电话里大骂:“没血性!没志气!一个月不到,报销了我三个师、两个旅……无能!……长此下去……党国要败坏在你们手里!”

  面对着顾祝同、郭汝瑰,蒋介石继续说:“鲁西南不过是一时失利。而巳,一不是因为共匪强大,二不是因为我们战略上的疏忽,王仲廉着如期赶到羊山,局面将大异于今日。他身为兵团司令,徘徊不前,钝挫士气,贻误战机……墨三,执行我的命令了?”

  顾祝同答道:“报告校长,王仲廉已经着令撤职,押京法办;罗广文升任第4兵团司令。”

  精明的郭汝瑰轻吐一口气。抬出一个王仲廉,一笔勾销了鲁西南的败绩,总裁的高明每每在这种时刻显露无遗。

  蒋介石沉默片刻,话锋一转:“看到了?这里上下庆贺山东大捷,你们二位有何感想?’”

  顾祝同的思路早已乱得不成章法,嘘吁了几声。话难成句。

  郭汝瑰到底机敏、灵活,道:“主席英明。”

  “嗯?”蒋介石看了一眼郭汝瑰说:“南麻、临朐,不可称大捷吗?”

  郭汝瑰忙说:“当然。当然是大捷。”

  南京距徐州虽然有300公里之遥,但战局、战况每B三报;尤其进入7月以来,山东、鲁西南的情况每大直报蒋介石。蒋介石也几乎每天打电话询问战情、下达指令。山东守南麻的第11师7月门日被陈毅一部包围,经调兵遣将,四个师去解救,才免于被歼。这是事实。但这期间陈毅部的战略部署已发生变化,其第3、8、10纵队在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的指挥下进入兖州、济宁地区与刘邓呼应;第1、4纵队渡过泅河,也即将进入兖州、济宁地区;第2、7纵队则在诸城地区。蒋介石令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率五个军在胶东半岛扫荡,接触到的仅是华东野战军的第9、13纵队。郭汝瑰前日在电话里向蒋介石报告说:“鉴于日前山东陈粟部已在沂蒙山区化整为零,我并未求得决战,以五个军之雄力与其一两个纵队纠缠,零星小胜,于战局无补。”现在蒋介石又问他南麻、临胞是否算大捷,他还能说什么呢?

  顾祝同自然也不想“敬酒不吃吃罚酒”,以他的老道也不是不明白总裁在此时此刻大肆宣扬“大捷”的用意。正是因为深解校长之苦衷,顾祝同内心才更加难以平衡。鲁西南的惨败和同样不容乐观的前景使他忧心忡忡,引咎自责,深感愧对校长的垂青。蒋介石木然的表情、颤抖的手指撕裂着他的神经,使他第一次感觉到总裁的脆弱,比他顾祝同还脆弱。他还敢承认自己的失败,而总裁……

  蒋介石并不像顾祝同想的那么“脆弱”。尽管一个师一个军的覆没,他的总兵力还远远在对手之上。那个穿蓝西装的美国特使魏德迈虽然对他蒋介石不甚满意,毕竞还在认真地进行考察。争取更多的美元和美国政府的支持,并非痴人说梦。他现在无须悲观。他要重锣响敲,重振军威,在鲁西南战场掀起更大的高潮,以推动全国各战场,扭转目前这种莫名其妙的颓势。

  “墨三,”蒋介石把脸转向顾祝同,“如果说一个月前,刘伯承大举渡河南下不明其旨,那么现在全都明白了吧?”

  顾祝同挪了挪身子,如坐针毡。这个仗他是越打越糊涂。如果说刘伯承意在挟徐州,那么攻下羊山后本可以顺势拿下金乡,直起徐州,可是刘伯承却挥师北上,迅速返向黄河岸边的董口;如果说刘伯承过河只为了接应陈毅,那更不可能——陈毅数战之后确有重大伤亡,但远远未到混不下去的地步,而这一点总裁只凭战报是做不出正确判断的;陈毅部若真想去黄河以北,根本用不着刘伯承接应。那么刘伯承渡河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顾祝同下意识地摇着头,猛然想起他面对的人,连忙停止摆动,说:

  “看来,看来还是接应陈毅……”

  “当时你们徐州司令部判断是谋取徐州。我说不对,是配合山东,解脱陈毅,化解我重点进攻战略。现在证实了。陈毅借巨金鱼台会战之机,让三个纵队偷渡河北,而刘伯承顾不得打扫羊山集战场仓皇撤向董口,这企图再清楚不过了。”

  蒋介石站起身,顺手打开电风扇。

  “一不让刘伯承再返黄河以北,二不让陈毅主力与刘伯承相互策应。将刘、陈两部主力切作数段,分歼于黄河之南。要求:各级指挥官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作战方案,不为敌声东击西欲北故南之伎俩所惑!”

  郭汝瑰突然问道:“究竟是欲北故南,还是欲南故北?到底是刘伯承策应陈毅,还是陈毅策应刘伯承?”

  “嗯?”蒋介石的目光盯住郭汝瑰。

  蒋介石很器重这个精灵般的郭汝瑰。他才思敏锐,构思大胆,常常独树一帜,为此曾一年三迁,官运亨通。有人向蒋介石密报,以关羽比郭汝瑰,暗示他“身在曹营心在汉”。蒋介石本是多疑之君,最容不得的就是有“通共”之嫌。他认真考察了郭汝瑰一番,未察到蛛丝马迹,乃以“高才招忌”论之,对其信任如初。

  郭汝瑰接受了蒋介石射过来的目光,站起身说:“战略错误是一切错误的开始。总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反复斟酌。”

  “胡说!什么战略错误?一个刘伯承把你们的视线全搅乱了。”蒋介石沉下脸,说:“身为将帅最忌三心二意,既然敌人的企图昭然若揭,还有什么必要反复斟酌?”

  顾祝同小心谨慎道:“总裁决策英明。刘伯承匪部经过几次战役消耗,目前正是疲惫之军,匆匆北撤,更说明其虚弱无力应战。我应急调部队前堵后追,按总裁作战旨意分段围歼之!”

  郭汝瑰:“可令罗广文率部直赴水堡,刘汝明部由菏泽向水堡,邱清泉部由表门向郓城,王敬久部由独山集向郓城。三天之后,即成合击之势。、预料共军决不致坐以待毙,自然按内线作战原则,集中兵力击破我国军一部。现在看来,王敬久兵力过于弱小,似应派部加强。”

  这就是郭汝瑰,似乎在任何情况下,他的脑子里都有成套的方案。

  “57师归王敬久指挥。”蒋介石肯定了这个方案,但一脸的阴霾仍不散去。“实在不行,我还有黄河!鲁西南一败涂地?大会战刚刚开始!继山东大捷之后,我还要庆贺鲁西南大捷、陕北大捷、东北大捷……”

  白崇禧走进来:“主席,庆功会可以开始吗?”

  蒋介石“唔”了一声,沉默几秒钟:

  “开始!”

  鲁西南赵家楼1947年吕月1日

  雨敲打了一夜窗棂。

  刘伯承伏在油灯下,在黄而粗糙的纸上写着:

     我们勉作毛泽东式的军人,在政治责任与任务需要
   上,必须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天亮了。刘伯承吹灭油灯。《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的前言完稿。他没有一丝轻松感,匆匆站起,打开房门。

  风雨飘摇。院子里的石榴树枝极摆来摆去,落叶在深深的积水上打着漂儿。

  李达披着雨衣,从河堤上回来。

  “司令员,凌晨3点10分洪峰过去了。我让部队放出水哨,严密监视黄河水情,你休息一会儿吧。”

  连日滂沦大雨,正值汛期的洪峰一个接着一个。《中央日报》打着“黄河归故”招牌,铺垫着炸堤放洪的舆论文章一篇接一篇。随着一个月激战而来的,是一场“破堤放水”和“固堤防洪”的紧张斗争。

  刘伯承揉着嘣嘣直跳的太阳穴,走近门板搭起的床,但仍无睡意……

  7月29日,军委电:

     刘、邓,陈、粟、谭,华东局,邯郸局,并告陈、
   谢及彭:
     各电均悉。
     (一)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
   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
   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
   后看情况,或有依托的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二)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8月出潼、洛,切
   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
   作战,该部亦与太行、太岳保持后方接济。该部是否远
   出伏牛、桐柏依情况决定,有利则远出,不利则缩回河
   北。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庸),如陈、谢及
   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
   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
   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三)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
   准备以叶纵再加他部,取道皖西和苏中,相机出闽浙
   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
                     军委
                      午艳

  这封电报刘伯承和邓小平已经看了十几遍。邓小平在“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致陕北不能支持,……你们因难亦将增加”一段下加了重重的黑点。

  刘伯承拿起放大镜,走向地图。这幅十万分之一地图上醒目地标出了陇海路和扬子江,粗粗的蓝色箭头代表敌军,呈五路环_形,朝水堡、郓城围来。敌烟共青团9个旅、20万人。

  水情、军情、敌情,迅燃及眉。

  而部队的目前状况是,连续作战,伤亡13万,炮弹消耗殆尽,无法补充;没有新兵.俘虏可补足伤亡,但至少要20天的教育争取;医院已人满为患、一时难以抽出作进军之用;甚至连大别山地区的军用地图还不完备。总之,眼下部队亟待休整,若立即南下转向大别山敌占区,困难极大。

  7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军委:

    连日我们再三考虑军委梗(23日)电方针,确好
  顷奉艳(29日)电,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
  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敌19个旅,至少
  有10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
  起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
  适宜。……

  给军委的复电已经两天了。

  刘伯承微微皱着眉头,离开“门板床”,在桌上摊开河防图。

  邓小平膛着哗哗的积水走进来。

  刘伯承抬起头:“写好了?”

  邓小平脱下雨衣,把一叠纸递过去。连日来,邓小平实地调查,已经在解放区的报纸上发表了数篇抨击蒋介石企图炸堤放洪的文章。

  “我们跟蒋介石是武的文的一齐干了。”

  刘伯承换了一副眼镜看稿子。

  邓小平俯身看了看河防图,说:“我派人请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位工程师,下午来给咱们介绍阿城至东明一段河防情况。”

  刘伯承走过来,指着图上的微山湖两侧说:“这一带有几处丘陵高地,必要时可以利用。”

  “水火无情啊!真到了那一步,可就……”邓小平用铅笔敲着河防图。

  申荣贵提着饭盒跑进来:“政委好!首长请吃早饭。”

  邓小平问:“小鬼,有我的吗?”

  “有,够你们俩的。”

  邓小平拿起一张煎饼,裹上大葱,一口咬下半截儿。

  刘伯承笑了:“你这是口中夺食嘛。”

  邓小平也笑笑:“跟蒋介石打交道,多少也学会了一点儿。”

  中伏季节,虽是阴云密布,天黑得还是很晚,临近黄昏天仍大亮。村子里的街道上到处是积水,明晃晃的。

  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赵家楼是个大村落,有王、程、牛、赵姓,赵姓最大,多是百年前从外地来的移民。现在村子显得更拥挤了:野战军的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全集中在这里。

  傍晚,刘伯承看望伤员回来,从小街西口走进村。刚进街口,就看见一个身材瘦小的女兵在政治部大门前徘徊,走过去又转回来,往返数次。

  “刘司令员!”女兵蓦地发现了刘伯承,赶忙立正、敬礼。

  刘伯承认出是新华社记者团的女记者曾克,说:“难得有这样安静的黄昏。你在构思啥子作品啊?摆摆我听听。”

  曾克第一次见到刘伯承是1945年冬。离开延安到冀鲁豫来的时候,康生组织的“抢救运动”给她定的“特嫌”结论还没有撤消。她是怀着向往、不安、忐忑的复杂心情走进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室的。

  那天天很冷,刘伯承热情地让她坐下,特意嘱咐她不必脱帽。她抬起头,碰上刘伯承的微笑。那种大海般宽广、太阳般火热的笑容一下子把她吸引住,冰冷、拘束顿时消失,竟像是长途跋涉后一脚踏进自己的家门,见到了自己的长辈一样。

  邓小平递给曾克一杯热水:“我们晋冀鲁豫地区和军队,从拥有知识分子这方面来说,是个贫农。我们特别欢迎文化人!”

  “你是我们抢来的,作家同志。”刘伯承风趣地说,“最近延安鲁艺的一些作家、美术家,还有转战在大后方的一个演剧队,也要到晋冀鲁豫来。”

  邓小平说:“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有啥子要求、打算,说出来,只要我们能办的,决不吝啬。”

  “我想,想先到可以看的地方看看……”曾克谨慎地选择词句。

  “可以看的地方?”敏锐的邓小平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还有啥子不可以看的地方吗?”

  “政委,我的‘抢救’结论还有保留问题,我不要求什么都看。”

  刘邓同时哈哈大笑。刘伯承说:“我们是官僚主义。请来的贵客心头还带着枷锁,得先给她松绑。”

  从那一天起,曾克感到自己就像一粒种子落进了沃土里。

  ……

  正是农家人做晚饭的时候,赵家楼满村子炊烟袅袅,风箱的“呱嗒”声此起彼落。

  曾克犹豫了一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刘司令员,交给您,吧,请您转给党委考虑。”

  刘伯承吃惊地接过来,问:“这是啥子嘛?”

  “我的申请。批准我继续随部队南征吧!”曾克说着,话音已经呜咽:“请不要把我送回邯郸去,不要剥夺我参加战略反攻的权利!……我对这次进军大别山人员条件的决定有意见。非战斗部队的女同志一律不参加,医护、文工团的可酌情考虑。难道我们搞新闻、搞文学的不是战士,不可以酌情考虑吗?”

  刘伯承说:“战士是不用眼泪求战的。咱们一块儿去政治部,把你的请求告诉张副政委,我们一同研究解决。”

  政治部设在一个农家小院。屋里已点上了小油灯,张际春正在伏案批阅文件。刘伯承说:“际春同志啊,记者同志来向你请战了!”

  张际春站起,笑着对曾克说:“宣传部、记者团的领导都反映了你的要求。我们正准备研究,你又把司令员给搬来了。”

  刘伯承替曾克解围:“不是她搬司令员,是司令员纵容她找你当面解决问题哟。”

  曾克说:“张副政委,我已经连着两天决心来找你。我是女同志,但更是战士,请求不要剥夺我革命的权利,我……”

  张际春点点头:“我们可不是赵大爷,哪能剥夺你革命的权利呢?新闻、文学工作是革命的一条战线,记者、作家是当然的战士嘛。组织上考虑你已经做妈妈了,身体又单薄.恐怕去大别山顶不住……”

  “我保证不让部队背包袱!”

  刘伯承出面求情:“际春同志,能不能特殊处理一下?”

  张际春接通了邓小平的电话。

  邓小平回答:“同意特殊处理,列人战斗员编制。”

  曾克破涕为笑,举手敬礼,正准备告辞,门外一声“报告”记者团团长齐语来了。

  “秀才滚滚,。离不开本本。”刘伯承指着齐语腋下夹着的书说,“那么厚几大本,是啥子书啊?”

  “报告司令员,这是《约翰·克利斯朵夫》邓政委借去看的,刚还我。”

  刘伯承接过书,翻开封面,看到扉页上写着——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

  “好书啊!”刘伯承感慨道,“这都是世界共有的精神财富,应该多多地向部队推荐。土地还家啦,战士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不要四肢越吃越壮,头脑越变越小。我们面前的任务艰巨得很,精神食粮也要跟上。可以把一些优秀的世界名著搞成缩写本,或者选择一些章节,刊登出来。”

  齐语说:“您指示我们把《恐惧与无畏》选章节向部队推荐,效果非常好。”

  曾克说:“我一直跟3纵活动,他们几乎把《恐惧与无畏》当成教科书了。”

  “一部文学作品有时能起到教科书起不到的作用,因为它具有感染力,很容易打动人。”张际春拿起桌上的稿子,递给齐语:“我看了,不错,可以发稿。”

  刘伯承说:“你们记者团写了不少好文章。抗战时,咱们有个新闻记者,为着抢快,不负责任,战斗还没结束,就臆造了战斗场面和英雄人物,写了稿子给报社,弄得一期报纸作废,此人得了个‘客里空’的丑名。“’

  张际春说:“我们记者团可不能出‘客里空’噢!”

  刘伯承手里捧着《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时翻动着,爱不释手的样子,说:“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分子也要知识化,而且两家都要实际化。你们都知遣英国的大剧作家削伯纳,他才华过人,只是相貌丑了点。美国著名的舞蹈家邓肯生得很美,很仰慕肖伯纳的才智。她给削伯纳写信说:假如我和你结婚,生下来的孩子有你那样的脑子和我这样的身体,那将会多么幸运啊!肖伯纳回信说:这个孩子的运气也不一定那么好,他可能有我这样的身体和你那样的脑子……”

  屋子里的人大笑。

  远远的雷声在空中沉闷地滚过来。

  屋内顷刻静下来。

  “又要下雨了。”

  张际春不由自主地把脸扭向黑漆漆的窗外。

       鲁西南  黄河大堤  赵家楼  1947年8月6日

  吉普车在风雨中艰难地行驶,车轮溅起泥浆,一甩数民高。

  车内,邓小平手里搓着一支烟,沉思着。

  车开上大路,但见一群群百姓扶老携幼,挑担推车,在泥泞中跋涉。

  车停了,邓小平跳下来。

  “老乡,你们这是去哪儿?”

  “俺是跑黄水呀!同志。”

  “不是没有决口吗?”

  “你这个同志,等决了口就晚啦!听说国民党在上边要炸堤了,雨水又这么大,再不走,黄水下来往哪跑?”

  邓小平上了车,直奔黄河大堤。

  大堤上黑压压尽是人,穿军装的军人,光脊梁的民工。堤上堆砌着充填沙土的麻袋、草包。

  盈槽的黄水翻滚着泥沙、泡沫,浩浩森森,汹涌澎湃。

  野战军军政处处长杨国宇一身泥水,行动极敏捷,像一个快速旋转的泥球,洪亮而富有乐感的川腔随着他的身影流动。

  “磨蹭啥子嘛!5连,快到上面去!……你这位同志,这哪里是抢险,分明是搭鸡棚棚嘛!重新加固!

  “杨大人。”邓小平没有开玩笑的心境,只是平时喊惯了,脱口而出。

  “邓政委!”杨国宇用手抹抹脸上的雨水,焦急地说:“水要是再往上涨,可就……”

  “知道了,我再派些部队来!”

  “还有麻袋,草包!”

  邓小平“嗯”了一声,走下黄河大堤。

  刘伯承住的院子里也积满了水,青砖搭起一线“砖桥”。

  邓小平走到门口,看到一块立着的大青砖上刻着度数,积水在一点一点往上涨。

  屋子里已经漫进了水,尽是稀稀的泥浆。邓小平走进去,没有见人,正欲转身出门,看到桌子上刘伯承的墨迹——“忧心如焚”。

  邓小平站下,沉默地面对这四个字。

  为大将者,焉有不察天候、地理,而度情势者。这不安静的黄河,这日益增加的围兵,严重威胁着十几万大军;一旦洪水与围敌双重而至,整个战略转折将有可能失败,造成千古遗恨……。马上走!马上走?伤员没有转运,炮弹、物资没有补充,没有经费,没有冬装,没有休整,没有……什么也没有,而面对的又将是没有后方的作战。

  忧心如焚!

  这种心情勾起了邓小平的记忆。

  那是1945年8月,邓小平和刘伯承也经历了这种“忧心如焚”的时刻。

  日本人刚投降,蒋介石在重兵进犯上党的同时,三次电邀毛泽东,图谋在军事压力下迫使中共订城下之盟。

  毛泽东寄希望于刘邓指挥的上党战役。

  8月28日毛泽东飞重庆。8月24日刘邓还在延安。

  如果从延安沿秘密交通线回到晋冀鲁豫前线,行程需要一个月。

  上党战役越是打得好,重庆谈判桌上的筹码就越有分量,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就越安全。可是,一步怎能迈过千山万水?

  忧心如焚!天气也是这么热,这么燥。

  在太行前线的李达也十分焦急,连电催促刘邓速回太行山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

  令人无法置信:最终使刘邓迅速回到太行前线的却是一架美国飞机。抗战刚结束,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还没有撤走,飞机就是他们的。与刘邓同机离开延安转赴各根据地的还有林彪、陈毅、薄一波、陈赓、肖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王近山、膝代远、江华、张际春、黄华、陈斐琴等。

  当然,这些美国人不知道乘坐他们飞机的是些什么人,他们还以为一群“土八路”想开开洋荤呢。

  五个小时后,刘邓的全班指挥人马到达太行前线。上党大胜。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刘邓创作了“解放战争序曲”这一杰作。

  在时间和空间上所赢得的东西,对于军事行动是多么重要啊!

  眼下,再不会有美国的飞机把部队运往大别山了。

  邓小平拂袖,出门钻人雨中。

  野战军司令部设在一座地主的院落里,房屋高而宽大。李达面前七部电话机,拿起这个,响起那个。

  李达从抗日战争开始就一直襄助刘邓,不离左右。刘伯承历来主张司令部要精干,他的“袖珍司令部”是出了名的,四位主管干部没配一个秘书。大大小小的战役从战前计划到战斗组织实施、战后总结部署,都由李达亲自动手、动腿、动嘴。在野战军司令部各级干部中,李达是休息最少的一个。他谦诚执著,多年来又耳儒目染刘伯承“心细如发”、“周全慎密”的作风,所以事必躬亲,部队每到一处就带着军政处处长杨国宇检查群众纪律,甚至连部队的临时厕所挖的地方对不对、掩埋得好不好都要过问。

  过黄河以来,部队在战斗间隙还休整过一两天,李达却像上了套一般连轴转;拿下羊山,部队休整了,他反倒更忙。往后方转送的,从后方调运的,车、马、人、物、吃、喝、拉、撒、住,哪一样想不周全都会出问题。最费精力的是南下大别山的战略展开构想。作为野战军的参谋长不能“上了轿才缠脚”,他需要在兵马未动之前,给统帅部提供一份完备的战略蓝图。

  李达被超负重荷压得头发一把一把掉,眼圈烂了般的殷红。他没有烟酒嗜好,实在难以支持了,就嚼一口大葱,喝一口醋,厚厚的嘴唇吧嗒一阵子,说不出什么道理,那疲惫到了极度、僵硬得失去韧力的神经在辛辣和酸涩的刺激中渐渐又恢复了弹。

  早上,刘伯承让卫士长“押”着李达去睡觉。刘伯承前脚刚走,他又偷偷溜回司令部。未料,刘伯承转了几圈又回来,一眼瞅见抱着电话机的李达,实在是火了:“啷个搞的嘛!这个时候,你要是病倒了,不是要我的命吗?”

  李达憨笑着摆摆手,对着话筒喊:“不行!赶快把那里的电话线架通!随时报告水情。不行,20分钟必须架通……”

  刘伯承无可奈何。

  邓小平匆匆走进来。

  刘伯承忙问:“堤上情况怎么样?”

  “不好。”邓小平转过身又对李达说,“险情不减,再拉两个团;上去,多备一些麻袋、草包。”

  情报处处长柴成文走进来报告:“现在又有桂系两个师往这里调,加上从陕北、山东调来的五个师和原有的东、南、西三面围敌,一共是13个师,30个旅,35万人。从所得情报看,敌可在两天内完成合击之势。”

  刘伯承沉思。

  李达说:“11纵报告,今天进入梁山以西、郓城以北。各部队都在想办法迷惑敌人——用石灰粉在主要道路的交叉口撒上问北的标志;在能通过部队的徒涉场、渡口,用高粱杆搓成向北的箭头;有的部队还沿途不住地打空枪。敌人不知所措,真的以为我们要北渡黄河。从徐州、开封调来的敌军尾追他们向北去了。”

  “好!”刘伯承站起来,“让他们动作再大些,一定要造出主力北渡黄河的声势,吸引敌人越多越好!”

  邓小平:“必要时,可使一部渡河,彻底消除敌人的犹豫、访惶!”

  李达:“11纵新组建不久,我想让冀鲁豫军区配合他们向黄河佯动,牵制敌人。”

  刘伯承;“很好,就这么办。”

  李达匆匆离去。

  邓小平点着一支烟。

  刘伯承摘下眼镜擦拭。

  走?留?

  10万大军面临抉择。

  战场局势不测如阴阳,难料如鬼神,贵在临期应变。大帅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

  刘伯承:“邓政委,我们马上开个会。”

  邓小平:“打破常规,除各纵队领导,把司、政、后机关各部处的同志都请来!柴成文,通知他们,速到!”

  会议气氛热烈、活跃。

  天气闷热,陈再道解开衣扣,撩起衣襟扇风:“我的意见是再打它一两仗再走。虽然连续作战,部队疲劳,但我们是胜利。师,士气旺盛;而且现在华东野战军的五个纵队已经到达郓城巨野地区,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完全有能力、有把握歼敌一路或两路!”

  杨勇上来烟瘾,烟头对烟屁股,一根接一根:“敌人数量虽多,但一部分是败军,一部分是长途奔袭,他们到了鲁西南,地形不熟,又没有群众支持,成了聋子、瞎子,我们在内线作战则如鱼得水。抓住时机再干它几个师,既甩了包袱,又吃了肉,何乐而不为!”

  杜义德说:“到嘴的肉不吃是可惜。如果顾及黄河决堤,或蒋介石炸坝,也可到豫皖苏地区寻机再打几仗,那样对于打开豫皖苏的局面、扩大战果都非常有利。”

  陈锡联向来决策果断,思维敏捷,心直口快,素有“陈大炮”之称。此时,“大炮”却引而不发。都讲了,他才开口道:“你们说得都有道理。我来放一炮。蒋介石一桌一桌给我们送酒席,我比你们还想吃。我块头大,容量也大嘛!”

  陈锡联夸张地拍拍肚子。

  大家笑起来。

  “可是还要考虑到我们毕竟是连续打了一个月的仗,部队的休整、干部的调整、俘虏的补充和训练等问题都没有解决。这不可忽视!我认为,不管内线作战或立即南下,都有一定困难。因此我建议,还是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左右,尔后视情况再定。”

  刘伯承、邓小平讲话不多,中神贯注地听着。偶然插上一两句、提出些问题,把大家的思想引向深处。间伯承拿起放大镜,走到敌情标图前,反复审视敌人的兵力部署,并详细向参谋人员询问敌军各个部队的主官姓名名、部队实力、装备状况、作战特点等情况。他又走到南下地图前,放大镜从东起连云港、徐州,西到伏牛山,北起黄河,南至长江边,一点一点地移动着……他的眼睛随放大镜又从鲁西南、陇海路向南移动、再移动,直到长江边;转而注意力又集中到津浦线的徐州、蚌埠,向南到合肥、南京、安庆,再西移到平汉路的武汉三镇和信阳、许昌、郑州诸点

  时间很快过去了,李达宣布休会,吃午饭。

  作战科同志匆匆吃过午饭,齐集作战室议论着上午的会议。

  作战参谋王文帧说:“整个上午,我的精神都紧张到神经末稍了。从首长的讨论中能学到许多东西。以前只是背地图、熟悉地图,可是地图在今天不再是一张纸,活了!”

  张生华说:“没有全局在胸,没有深思远虑、切磋琢磨和丝丝人扣的思维,想使地图复活是很难的。”

  章安翔轻轻拍着桌子说:“可惜呀!诸位当中如果有一位是文学家,上午的事就可以写一篇很好的特写或小说。”

  作战科科长笑了:“参谋官们,抓紧时间干咱的活儿,文学家会有的!”

  大家停上闲谈,开始工作。

  邓小平走进作战室。

  “已经开始工作了?好嘛,参谋人员应该这样!你们注意,要立足一个‘早’字,要做好随时南下的一切准备。小张,你告诉1号(刘伯承),请他休息一下;我到3、6纵队看看,顺便再到河堤走一走。”

  邓小平离去不久,刘伯承就来到作战室。他又驻足在地图前,先是用放大镜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移动,不时用拇指和中指比量陇海线至长江边、津浦路到平汉线的距离,最后他把注意力集中到陇海路、黄泛区、涡河、洪河、汝河、淮河……

  刘伯承自言自语:“机之未至,不可以先;机之已至,不可以后。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

  统帅的决心是统帅的智慧和意志的体现,是统帅运用其渊博学识、丰富经验,发挥其预见性和洞察力的产物。即便是再伟大、再高明的统帅,定下决心的过程也是高度紧张的过程,也可以说是痛苦的过程,犹如胎儿躁动于母腹之中。

  忽然,刘伯承转过身,问参谋们:“你们是啥子意见哟?”

  没有人敢回答,都知道这个问题太重大了。

  “你,小张,你的胆子大,敢于发表意见,摆摆看嘛。”

  张生华平素是敢于提建议的,但事关战略决策,他不敢贸然开口。

  “怎么?问题大,把你们都吓住了?参谋么,就是要敢参与、善谋划,多谋善断嘛。”

  刘伯承轻松而爽朗地畅笑。

  参谋们知道,这一笑,司令员便成竹在胸了。

  果然,刘伯承把放大镜往桌子上一扔,再不看那地图一眼,笑也从脸上消逝了:“快!把邓政委请回来。”

  张生华还没走出作战室,邓小平已经走进来,后面跟着李达、张际春。

  刘伯承:“我考虑停止休整,马上行动!”

  邓小平:“我也在这么想,走在半路上又转回来喽。”

  刘伯承:“南下大别山事关全局,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再打几仗固然可以甩掉些包袱,但‘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我们一刀插到蒋介石的胸口上去!蒋介石的注意力在鲁西南,摆开架势要跟我们决战在陇海路南直到长江北岸的广大地区,敌人兵力薄弱,后方空虚,而且他们还错误地判断我军连战疲惫,要‘窜返’黄河以北,三路兵力正在尾追佯动的11纵。如果我军立即南下,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发挥战略突然性的奇特效果。”

  刘伯承一气讲完了他的决心,神情显得十分轻松。

  邓小平:“我完全同意,立即南下,下决心不要后方。战略反攻必然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全国各战场的格局定会随之迅速发生变化,整盘棋一下子全活了。”

  张际春:“战略转折是大局,是我军战争史上的创举。我们为此付出代价、牺牲是值得的。”

  李达:“马上行动,困难如山,就背着走!”

  刘伯承:“决胜料势,决战料情,情势既得,在断不疑。行动越早越快越好!今天下达命令,明天晚上开始行动。在部署上,四个纵队分三路开进:3纵为东路,l纵、中原独立旅为西路,野战军直属队、2、6纵为中路。11纵及军区各级地方部队仍在鲁西南开展攻势,以迷惑敌人。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陇海路、平汉路,断尾追之敌的交通。暂归我们指挥的华野西兵团部队于鲁南、鲁西南积极佯动,寻机歼敌,掩护我主力南进。”

  邓小平:“请参谋长立即起草电报,报中央和中央军委。”

  野战军的电报发出三个小时,中央复电:“决心完全正确”,“在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

  从下达命令到出发只有24小时。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突然启动,高速运转;车、马、炮,伤员、医院、经费、来不及向后方转运的战利品,就像是家务事,一大摊子,全待解决、处理……

  8月7日下午,野战军组织部部长陈鹤桥请示刘邓:“华野西兵团已到,原定你们接见陈士榘、唐亮二位……”

  邓小平:“一切都来不及了,请司令员给他们通话。”

  “我们上马了!”

  刘伯承手执最后待拆的一条电话线,跟陈土第参谋长通话。

  “上马了”即开始千里跃进、南下大别山。

  陈士榘心领神会:“我怎么打法,请你指示。”

  “你打一张蛾牌!”

  “蛾牌”是四川人打牌九的一句术语,即上面一个点,下面三个点。刘伯承意告:用一个纵队牵制敌人,用三个纵队寻机歼敌。

  下午5时,10万大军秘密而又神速地在刘邓指挥下开始行动。

  此时,冶陶制图科新绘制的一大批安徽、江苏、湖北的地图刚好送到。

  李达高兴地笑了,却又转瞬即逝,他看到从运送地图的车上跳下于乔、黎曼、陈晓静三个女兵。

  “怎么搞的?这个时候,怎么让她们来了?我这里往回送还送不及呢!”

  三个女兵一路上憧憬着前线,踌躇满志,不料一下车便受到如此“礼遇”。

  陈晓静哭了。黎曼皱眉不语。唯独于乔昂着头望着李达,大而明丽的眼睛不加掩饰地表达着抗议。

  李达烦躁地一挥手:“跟上直属队,出发!”

  不是因为眼泪和其它,李达不会为眼泪所动,仅仅是因为送她们回去已经来不及。

  三个人偷偷一笑。

  还有一个人兴奋得怦怦心跳,那是情报处处长柴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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