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装书小记


  
——关于《子夜》的回忆

  最近,《人民文学》编辑部,赠送我一本新版的《子夜》,我就利用原来的纸封,给它包上新的书皮。这是童年读书时期养成的一种爱护书籍的习惯,一直没有改,遇到心爱的书,总得先把它保护好,然后才看着舒适放心。
  前几年,当我的书籍发还以后,我发见其中现代和当代文艺作品,《辞源》和各种大辞典全部不见了,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有关书目的书,也全部丢失,这就使我颇为奇怪。难道在执事诸公中间,竟有人发思古之幽情,对这门冷僻的学科,忽然发生了学习的兴趣,想借此机会加以研究和探讨吗?
  据一位当事人员对我说:你是书籍的大户,所以还能保留下这么多。那些零星小户,想找回一本也困难了。
  对这些残存的书,我差不多无例外地给它们包裹了新装,也是利用一些旧封套,这种工作,几乎持续了两年之久。因为书籍在外播迁日久,不只蒙受了风尘,而且因为搬来运去,大部分也损伤了肌体。把它们修整修整,换件新衣,也是纪念它们经历一番风雨之后,面貌一新的意思。
  每逢我坐在桌子前面,包裹书籍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平静,很是愉快的。一个女同志曾说,看见我专心致志地修补破书的样子,就和她织毛活、补旧衣一样,确实是很好的休息脑子的工作。
  是这样。我对书有一种强烈的,长期积累的,职业性的爱好。一接触书,我把一切都会忘记,把它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觉得是至上的愉快。现在,面对的是久别重逢的旧友,虽然也有石兄久违之叹,苦无绛芸警辟之辞,只是包书皮而已。
  至于《子夜》,我原来有一本初版本。这是在三十年代初很不容易才得到的。《子夜》的出版,是中国革命文坛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很为这一重大收获高兴,在他的书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写信给远在苏联的朋友说:我们有《子夜》,他们写不出。我们,是指左联;他们,是指国民党御用文人。
  当时,我正在念高中,多么想得到这本书。先在图书馆借来看了,然后把读书心得写成一篇文章,投稿给开明书店办的《中学生》杂志。文章被采用了,登在年终增刊上,给了我二元钱的书券,正好,我就用这钱,向开明书店买了一本《子夜》。书是花布面黄色道林纸精装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珍惜它。
  越是珍惜的东西,越是容易失去。我的书,在抗日战争期间,全部损失。敌人对游击区的政策是“三光”,何况是书!
  这且不去谈它。有些书,却是家人因为怕它招灾惹祸——可以死人,拿它来烧火做饭了。
  胜利以后,我曾问过我的妻子:你拿我的书烧火,就不心疼吗?
  她说:怎么不心疼?一是你心爱的东西;二是省吃俭用拿钱买来的。我把它们堆在灶火膛前,挑挑捡捡舍不得烧。但一想到上次被日本人发现的危险情景,就合眉闭眼把它扔进火里去了。有些书是布皮,我就撕下来,零碎用了。
  我从她的谈话中,明白了《子夜》可能遭到的下场。
  人类发明了文字,有了书籍以来,无论是策、札、纸、帛,抄写或印刷,书籍在赋予人类以知识与智慧的同时,它自己也不断遭遇着兴亡、成败、荣辱、聚散,存在或消失的两种极其相反的命运。但好的,对人类有用的书,是不会消灭的,总会流传下来,这是书籍的一种特殊天赋。
  我初读《子夜》的时候,保定这个北方的古老城市,好像时时刻刻都在预报着时代的暴风雨。圣洁的祖国土地,已经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两次凌暴,即“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革命的书籍——新兴社会科学和十月革命以后的文学,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无所顾忌地陈列着,有的就摆在街头地下出卖,非常齐全,价格便宜。在这一时期,我生吞活剥地读了几种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初步得到了一些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知识。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交接期,是革命思想大传播的时代,茅盾同志创作《子夜》,也是在这种潮流下,想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并力图以这部小说来推动这个伟大的潮流。我从这个想法出发,写了那篇读后感,文章很短。
  在那一时期,假的马克思主义,即挂羊头卖狗肉的书籍也不少,青年人一时难以辨认,常常受骗上当。有些杂志,不只名字引人,封面都是深红色的,显得非常革命,里面马列主义的引文也不少,但实际上是反马列主义的,这是后来经鲁迅先生指出,我才得明白的。
  但青年学生也究竟从马列主义的原著,从一些真正革命的作家那里,初步获得了正确的革命观点,运用到他们的创作和行动之中。
                     1978年春天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