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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要登上归程,反而思乡心切,恨不得一下子跳上飞机,但又觉得一双腿是沉重的,迈不动,总象这里还留下什么悬而未决的事。当珍妮小姐对我说:“方先生,欢迎您再来。”我却忽然把手提包儿放在珍妮小姐的怀里,说了声“对不起”就跑进公用电话的小屋,把十便士硬币塞进一个小孔,拨了简梅所在餐馆“钻石酒楼”的号码。接电话的是个男人。我请他替我赶紧找简梅说话,可是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对她说什么呢;接电话的男人告诉我一个万分意外的消息:
  “她遇到车祸,在医院。”
  “什么?什么时候?”我大叫。
  “今早。”
  “她怎么样?请你告诉我。我是她的朋友,从国内来的,马上就要回国。”我说。我感到两条腿发软。
  “请等一等,我去请老板和你说话。”
  跟着,一个声音沉重的男人用广东腔对我说:
  “你是她什么人?”
  “朋友。我说--”
  “你就是前天早晨去她家找她的那位吗?”他问。
  “是的。”我说。心想你就是那几乎裸体的男人!我对以任何方式占有女性的人,一向都抱以难以忍禁的反感。说话也挺冲,“我是向你问简梅的情况,不是请你问我的情况。简梅现在怎么样?”
  “噢,你放心好了……”他口气放得乎和一些,不象刚接电话时那么盛气凌人,“她不过给车挂一下,伤并不重。”
  “你去医院看过她?”
  “还没有……我也是刚听说的。我给医院打电话,医生说没有骨折,很快就能出院。我一会儿去看她。也会把您的问候带给她。”
  一口商人腔!他用对付我的口气说话,使我怀疑他隐瞒真情,有欺骗成份。我手握着话筒不知该问什么,他的声音却在话高里响了:“我很忙,对不起,我放下电话了。”不等我再说什么就“啪”地撂下话筒。
  “喂,喂!”我叫。已经断线。我再拨就拨不通了。
  这时珍妮小姐隔着电话室的玻璃门,向我示意,登机的时候到了,要我马上去。我走出电话室时,脑子极其混乱,大概也表现在脸上了,使得珍妮小姐的蓝眼珠对我诧异地打转:
  “你怎么了,方先生?”
  我摇摇头,没说话,从珍妮小姐手里接过包儿来,一起向检票口疾步走去。珍妮小姐也不再问我什么。幸好英国人不爱打听别人的私事,这就使我不会因此而多费口舌。人经常有些事是不想对旁人说的。我就这样带着不安、焦躁、一筹莫展的心情默默踏上归途。
  简梅到底怎么样?恐怕我永远不会知道实情。她是否真的遇到车祸我还怀疑呢!
  机头朝东。我回国了!
  回国的人心里都有种幸福感。出国的人当然也有种幸福感。这两种感觉的不同,就象水手们出航和返航。
  飞机载我渐渐与家乡里的至爱亲朋们一点点接近。
  但此刻我这种幸福感被烦乱的情绪搅得一塌胡涂。舷窗外是漆黑的夜空,机舱的大灯都闭了,许多乘客已呼呼大睡,我睡不着,打开头顶上的小灯,从手提包里掏出笔和纸,给简梅写信,我要把这封信写好,一到北京机场就寄给她。这样可以最快地得到她的回信。
  在小灯细长的光束里,我刚刚写了“简梅”两个字,便发现手里的笔是简梅送给我的那支。一支很粗的黑色钢笔。不知为什么,我眼前忽然出现在简梅床上那个头发又长又黑的男人的背影--我始终就没见过这男人的脸;我立即想到这支笔决不是抛弃她原先那丈夫的,就是这老板的!于是这支笔拿在手中就有种别扭的、龌龊的、不祥的感觉。我真想把这笔从飞机上扔下去,可惜飞机上没有可以抛出东西的地方。只好把笔帽套上,塞进提包,又掏出我自己的笔,却怎么也写不出一个字来了。
  我默默坐了许久。舷窗渐亮,向下望去,目光穿过轻纱一般的飘飞的烟云,飞机早已飞过繁华又拥挤的欧洲大陆,此刻正在阿拉伯大沙漠的上空横飞;机影在下边平荡荡的金色的沙海上掠过;很快就要飞入亚洲了。
  仿佛没有任何原因,我的心头猛然响起莱蒙托夫的两句名诗:
  你期待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
  你抛下什么,在你自己的故乡?
  我感到两颊有些发痒,手一抹,是泪水,咦?我怎么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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