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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厅里挂着一标语牌,上面写着:携手合作,日本和美国的管理方式。在会议室里,我看到了那种在暗淡光线下举行的业务研讨会的景象。男、女代表们坐在铺着灰色桌布的长条桌旁;当发言人在讲台上喋喋不休地讲话时,其余的人在昏暗中做着笔记。
  我站在一张桌子跟前,桌子上放着迟到人员的姓名标签,一个戴眼镜的妇女走到我跟前问道:“你登记了吗?你有没有拿到你的材料袋?”
  我稍稍转过身子,亮了一下我的警徽。“我想找一下唐纳森博士。”我说道。
  “下一个是他发言,再过七八分钟就轮到他了。能让其他人帮你忙吗?”
  “我只要一小会儿就行。”
  她迟疑了一下。“他马上就要发言了……”
  “那么你最好立刻把他叫来。”
  她那副模样好像我揍了她似的。我不知道她在指望什么。我是个警官,而且我要求和某人谈话。她是否认为,这还可以讨价还价?我一想起那个身穿阿马尼时装的青年,心里就直冒火。当他领走那两个房地产商时,他踱着方步,好像仪态万方、身价百倍。为什么他把自己看得那么举足轻重?他也许取得了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可他不过是个替日本老板传传话的听差而已。
  我望着那名妇女绕过会议室,走向讲台,有4个人正在那儿等待发言。那些经商的听众做着记录,而一个沙色头发的男子正在讲台上说道:“在日本公司中,外国人会有一席之地,当然喽,这位先生不是在最高层,也许,甚至不是在较高层,但确实有一席之地。你必须认识到,作为一名外国人,你在一家日本公司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你会受到尊重,你会有事干。既然你是外国人,你总得克服一些特殊的障碍,但是你完全有能力这样做。如果你时刻记住循规蹈矩,安于本分,你就能取得成功。”
  我看着这些身穿西装的商人,他们正埋头做着记录。我不知道他们在写什么。循规蹈矩?
  那名演讲人继续说道:“人们常常听到一些管理人员说:‘我在日本公司里无足轻重,因此我不得不辞职。’或者会听到有人说:‘他们不听我的,我没有把我的主意付诸实施的机会,没有晋升机会。’那些人不懂得外国人在日本团体中的作用。他们不善于与之协调,所以他们只好离开。但是,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日本人完全乐意在他们的公司里接纳美国人和其它国家的人。他们确实渴望能雇用这样的人。而且你会被接纳:只要你知趣。”
  一名妇女举手问道:“日本公司里是否歧视妇女?”
  “他们不歧视妇女。”演讲人回答说。
  “我听说,妇女得不到晋升。”
  “那纯属捏造。”
  “那么,怎么会有这么多法律诉讼?住友银行刚了结一场十分轰动的反歧视诉讼案。我看到一份材料说,1。”3的日本公司都受到美国雇员的控告,那是怎么回事?”
  “这完全可以理解,”演讲人说道,“不论什么时候,一家外国公司要在别的国度开办企业,在它适应该国的风俗和习惯的过程中,总有可能犯一些错误。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公司刚开始在欧洲许多国家办企业时,他们也举步维艰,不止一次发生诉讼。因此,日本公司在美国有一个适应过程,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需要有耐心。”
  一名男子笑着问道:“是否会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无需再对日本人忍气吞声?”不过,他的话语中透出的是沮丧,而不是愤怒。
  屋子里的其他人仍然在做笔记。
  “是警官吗?我是吉姆·唐纳森。找我什么事?”
  我转过身来。唐纳森博士瘦高个子,戴着眼镜,露出一种做事有板有眼,甚至是过分刻板的样子。他的穿戴是一副大学教授的派头,花呢运动服,配一根红领带。但是,他的衬衣口袋里冒出几支廉价笔。我猜想,他是一名工程师。
  “我想就中本公司录像带一事请教几个问题。”
  “中本公司录像带?”
  “你们实验室昨天夜里加工的那些带子。”
  “我的实验室?你是……”
  “史密斯,史密斯中尉。”我把名片给了他。
  “你的秘书克里斯坦说,你们实验室里所有的人为了加工几盘带子昨天夜里都工作到深夜。”
  “不错,是这样。大多数工作人员。”
  “那些录像带是中本公司拿来的。”
  “中本公司拿来的?”他摇摇头。“谁告诉你的?”
  “你的秘书说的。”
  “我可以保证,中尉,这些录像带不是中本公司拿来的。”
  “我听说有20盘带子。”
  “是的,至少有20盘。具体数目我可说不准。不过这些录像带是麦卡恩—埃里克森公司拿来的,是给朝日牌啤酒做广告用的。我们得给每一份广告转换标识。眼下朝日啤酒是美国最好的啤酒。”
  “可是中本公司的问题——”
  “中尉,”他看了一眼讲台,不耐烦地说道,“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吧。我给蛤研究所的实验室干活。蛤属于开胜工业公司,是中本公司的竞争对手。日本公司间的竞争十分激烈。非常激烈。请相信我的话:我的实验室昨天夜里没有处理过任何中本公司的带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这种事。要是我的秘书这样对你说过,那么她搞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我得去发言啦。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我说道,“谢谢你。”
  讲台上那位演讲人刚刚说完,听众中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我转身离开了屋子。
  康纳从高尔夫球场来电话时,我正准备驾车离开博纳凡契旅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恼火。“我收到了你的口信,只好中断打球。多好的一场比赛。”
  我对他说,下午1点钟与莫顿参议员有一个约会。
  “好吧,”他说道,“10点半来接我。还有别的事吗?”
  我对他说了我去喷气推进器实验室和蛤研究所的情况,还对他说了与唐纳森的谈话。康纳叹了口气,说道:“那是浪费时间。”
  “为什么?”
  “因为蛤研究所是开胜工业公司资助的,而他们是中本公司的竞争对手。他们怎么也不会去帮中本公司的忙。”
  “唐纳森也这么对我说。”我说道。
  “现在你上哪儿?”
  “去南加州大学的视频实验室。我还在想办法复制这些录像带。”
  康纳停顿了一下。“还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没有了。”
  “好。10点半再见。”
  “干吗那么早?”
  “10点半。”他重复了一遍,便挂了电话。
  我刚挂上电话,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你该给我打电话的。”这是《时报》的肯·舒比克,他的声音听上去气鼓鼓的。
  “对不起,给别的事情缠住了。现在我们能谈谈吗?”
  “当然可以。”
  “你有没有帮我打听到消息?”
  “喂,”他停顿了一下,“你离这儿不远吧?”
  “大约5个街区的距离。”
  “那么你就过来喝杯咖啡吧。”
  “你不想在电话里谈?”
  “唔……”
  “说吧,肯。你总是喜欢和我在电话里聊聊的。”舒比克和《时报》的其他记者一样,坐在他的电脑桌跟前,头戴耳机,从早到晚打电话。他喜欢这种工作方式。他的所有工具都在他的跟前,因此他一面说话,一面就可以把信息输入电脑。我担任新闻发布官那阵子,我的办公室就在帕克中心的警察局本部,离《时报》大楼仅两个街区。而像肯这样的记者宁愿和我在电话里交谈,也不愿当面聊天。
  “来吧,彼得。”
  这再清楚不过了。
  肯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谈。
  “好吧,就这样,”我说道,“10分钟后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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