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转变也许是一件痛苦和启发兼备的事,当你置身于光明与失明或失明与光明之间时尤其如此。当我得知失明十五年之后而又可能重见光明时,痛苦似乎变成了启发,它促使我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我对这件事做出的反应。开始,我用盲文打字机写,随着视力日渐清晰而改用手写。后来,呆滞已久的眼睛在不情愿的情况下逐渐看清了书上的印刷字迹,我开始阅读盲人写的书。这是一个略带强制性的过程。失而复明不仅令人激动,它还让我必须懂得我所发生的一切,懂得失明和复明的原因。别人的经验也许能说明我的一切。然而,荷马、参孙、海伦·凯勒或约翰·弥尔顿都太遥远了,只有目前在这个复杂而可怜的世界里生活的现代人才有借鉴价值。
  例如,约翰·胡尔和我都是大学教授,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探索自身遭遇意义的哲人。失明对他来说是一种“全身视觉”,他用整个身体代替了眼睛。然而,这是一种“痛苦的馈赠”,他不是专为黑暗带来光明的以赛亚。他“思考的是失去光明的原因”,宛如《失乐园》中的那些堕落的天使,在黑暗中寻找上帝。
  在书中,我发现了一位具有神秘意味的法国盲人雅克·吕塞朗,我们能从法国抵抗运动的阵营中、从布痕瓦尔德恐怖的集中营里听到他的声音。失明对他来说不是黑暗,黑暗只有当他感到害怕、愤怒或生病时才会到来。他生活在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我是光明的囚徒,受到惩罚,因而看不到光明。”
  在书中,我认识了埃莉诺克拉克。她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学修养和才华的诗人,一位文笔典雅的作家。她能打网球和滑雪,住在康涅狄格州,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写小说,获得过全国图书大奖,并且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她丈夫罗勃特·佩恩·沃伦所属的文化领域。她对失明十分憎恨:“谁说你尽管不太喜欢,但还必须接受和体验失明的遭遇呢?”她的结论是:“我们需要通过钩子、拐杖或特洛伊木马来工作。”
  胡尔和吕塞朗这样的人确实不乏英雄气概,因为他们有探索新世界的勇气。他们是沉默的另一面发出的呼声。但我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听到的只是克拉克的叫喊和牢骚。
  有时候,我认为胡尔和吕塞朗这样的人并不代表盲人,他们代表的只是神学和神秘主义。我既不是神学家,也非神秘主义者,我只是一名大学教授,一个写几本描写美国野蛮西部的书的人。我和他们到底有哪些共同之处呢?克拉克是不是我真正的代言人?倘若他们也能体验一下重见光明的奇迹,我怀疑他们的想法是否也会改变。
  最后,我对两种不同经历进行了深入探讨。卡尔·比亚恩霍夫讲过这样一件事:一名男孩用手指使劲挖自己失明的双眼,当眼睛感到疼痛时,他看到了流星。天文学家并不相信失明的眼睛能看到血红的流星,但男孩说得千真万确,令人无法怀疑。而我只能隐隐约约地想象出维德·梅赫塔在克莱尔蒙特校园里骑自行车的情景。此外,转变还有各种不同方式。安德鲁·波托克努力地争辩说:和他这样一个画家相比,作家兼历史学家们根本不存在失明的问题。对此,在勘萨斯城俯案工作的萨丽瓦格纳也许会微笑地说:这是一句“蠢话”。我听说罗伯特·墨菲和汤姆·苏里文因为一个问题发生了争论:最积极的人是运动员,但他们是否也是最不健全的人?詹姆斯·瑟伯1面带微笑地讲述着自己发生的变化:随着视力的减弱,他笔下的狗画得越来越精炼了。
  这里,我不是想和他们争辩,而是喜欢他们这样。这种情形好比一个热闹的大家庭,虽然各有各的主意,但实际上却是统一的。与胡尔和克拉克相比,我失明的时间比他们长,但和很多其他人相比则自愧弗如,然而我知道重见光明后的快乐。如果我能把自己的奇遇带给这个大家庭里的其他人,哪怕只是一点点,我就别无所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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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译者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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