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作者想着怎样吸引读者,读者寻思值不值得看下去


  谈这个人的事,很想做到实事求是,又想写得生动些。这两个要求很难捏到一块儿。只有在不一定要实事求是的时候,事实才会叫人感兴趣。本来嘛,可以想办法发明一种新颖的手法,用它把事实地制成引人入胜的情节。又有秘密,又有斗争,又有险风恶浪。同时又翔实可靠。
  比方说,满容易把这个人写成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孤胆战士,单枪匹马对付强大的对手。独个儿对着大伙儿干。更精彩的是大伙儿对着池一个人干。以强凌弱,一下子读者就会同情他。可是事实上,恰恰是他一个人对着大伙儿干,是他主动进攻的,是他先跳出来开火的。他的学术斗争,意义相当复杂,相当成问题。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学术斗争,谁也不会落个绝对正确。自然罗,也可以替他把事情弄得简单些,编上一套。不过,这样一来,就不好用他的真名实姓了,其他许多人的姓名也该一笔抹去。结果,谁也不会相信我的故事。已经去世了,更有必要这样做。
  我想叫大家看看,人是多么了不起;看看我们这里有多么出色的人。
  真人真事当然是有妨碍的,捆住了手脚。虚构的人物好办得多。虚构的人物任人摆布,并且纤毫毕露——他的一切想法和意图,他的过去和未来,作者都一清二楚。
  另外,我还有一个任务:向读者灌输一些有用的知识,介绍些材料。这些知识,不用说,会令人惊诧莫名,但遗憾的是,对于文学作品并不相宜,倒是适合于科普小品。《三个火枪手》的半当腰,如果插进一段介绍剑术的文字,你看该多么煞风景。读者肯定会跳过这几页。我可是得让读者看我介绍的知识,因为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希望着这本书的人越多越好;我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写这本东西的。自从我发现了我的主人公的主要秘密之后,我就开始构思。
  ……至于秘密,也大可利用一下。一说到秘密,总能吸引人;何况这一秘密并不是无中生育的: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我的主人公的日记和文档;我从中得到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发现,使我参透了一个人一生的秘密。
  然而,说老实话,这一秘密并没有惊险百出的情节,没有跟踪追击,没有阴谋诡计,也没有险滩暗礁。
  我开门见山说清楚:
  这个秘密是——怎么生活得更好。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满可以激发读者的好奇心。我可以宣布,这玩意儿是最佳生活方式最有教育意义的样板,提供了某种独一无二的生活方法。
  “任何领域,任何职业,本方法均能使你取得重大成果!”
  “即使才能十分平庸,本方法仍可保证取得最大的成就!”
  “你学到的方法并不抽象,而是可靠的,经过多年的经验验证,切实可行,行之有效……”
  “消耗最小,效果最大!”
  “举世首屈一指!……”
  我也可以向读者预告,我要谈的是一位当代的杰出人物,是他们没有听说过的。我要描绘一位精神上的英雄,他的道德信条是如此崇高,以致如今看来似乎是不合时宜了。他的一生,表面上再平凡不过,从某几点上说,竟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以小市民的眼光看,他是个典型的不走运的人。然而就生活的内在涵义而论,这个人心灵和谐,很幸福,而且他的幸福是一种最高级的幸福。老实说,我原来以为这种气质的人已经绝种了。简直是恐龙……
  好比古代发现土地,好比天文学家发现星座,作家也有发现人的福气。有过一些伟大的发现,发现了性格和典型。冈察洛夫发现了奥勃洛摩夫,屠格涅夫发现了巴扎洛夫,塞万提斯发现了堂吉诃德。
  这也是一个发现。他不是普遍性的典型,算是我个人的典型;也不是典型,不如说是理想人物。不过,这个词也不贴切。柳比歇夫当理想人物也并不合适……
  我坐在一间不舒服的大教室里。没有灯罩的电灯刺人眼睛,照亮了斑白的鬓发、秃顶、研究生们朝后梳得服服帖帖的头发、乱蓬蓬的长发,还有时髦的假发、黑人们漆黑的鬈发。教授们、博士们、大学生们、记者们、历史学家们、生物学家们……最多的是数学家,因为就在数学系开的会——哀悼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的第一次纪念会。
  我没有料到会来那么多人。特别是青年人。他们来可能是出于好奇心。因为他们不大了解柳比歇夫。不知道他是搞生物的,还是搞数学的。是个半瓶子醋?是个业余爱好者?好象是业余爱好者。可是业余爱好者又怎么着!?图卢兹的邮局职员——伟大的数学家费尔玛不也是业余爱好者?贝塞麦也不是专门搞炼钢的,同发明炼钢新工艺的托马斯一样;托马斯不过是警务法庭的一个办事员。柳比歇夫是个什么样的人?不是活力主义者便是实证主义者,再不然是唯心主义者。反正是左道旁门。
  连做报告的人也没有说清楚。
  一些人认为他是生物学家,另一些人说他是搞科学史的,也有人认为他是昆虫学家,还有人说他是搞哲学的……
  每一个做报告的人都介绍了一个新的柳比歇夫,与旁人介绍的迥然不同。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评价。一部分人把他说成是革命者,是造反派,敢于向进化论、遗传学某些牵强附会的定理挑战。
  另外一部分人描绘了一位最善良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形象,对待对手宽宏大量得无边无际。
  “……不论哪一种哲学,其中切实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想,他都很重视!”
  “……他的力量在于不断地开动脑筋;他提出问题,他激发思想。”
  “……某一位伟大的数学家说过:‘天才的几何学家提出定理,高明的几何学家证明定理。’他就是这样一个提出定理的人。”
  “……他精力过分分散。他本来应当集中搞分类学,不该分心旁骛哲学问题。”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是精力集中、创造精神有明确目标的样板,他一生贯彻始终……”
  “……数学家的禀赋决定了他的世界观。”
  “……他在哲学上知识渊博,所以能就物种起源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他是个唯理主义者!”
  “……唯物主义者!”
  “……幻想家,往往迷途忘返,是个直觉主义者!”
  他们同柳比歇夫是多年之交,对他的著述也了解有年,但每个人都只是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柳比歇夫。
  他们过去当然也知道柳比歇夫博学多才。可是只有到现在,听了旁人的介绍,他们才明白,他们了解的柳比歇夫,只是他的部分面貌。
  在这次纪念会之前,我花了一个星期阅读他的日记和书信,探究他的脑力活动史。我开始只是泛泛地浏览。无非是些别人的信件,无非是些写得挺好的文字,表露了别人的心灵,记录了别人往昔的忧虑以及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的愤怒。这种愤怒之情,我也是涓滴在心烟为我也想过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有想到底……
  用不了多少时间,我就相信我过去并不了解柳比歇夫。认识倒是认识,同他见过几次面,我知道他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但是他的个性如此恢弘开阔,却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我怀着羞愧的心情回想起我过去竟把他看成是个怪人,一个聪明可爱的怪人;我很痛心,错过了许多同他促膝相对的机会。有多少回,我打算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去看他来着,我以为来日方长。
  不知是第几次了,生活教我对什么事都不要因循拖延。仔细想想;生活实在是个任劳任怨的好当家,她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机会,安排我同许多当代最有意思的人物见面。可是我不知忙些什么,来去匆匆,因循拖延,以致失之交臂。我拖拖拉拉是为了什么?忙些什么?当初瞎忙的那些事,如今看来是那么渺小,而损失是那么惨重,主要是再也不能挽回弥补了。
  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大学生耸耸肩膀,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讲话的人聚讼纷纭,他没有办法统一起来。
  柳比歇夫去世总共才一年,就弄不清楚地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死者是属于大家的。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做报告的人从柳比歇夫身上挑出他们喜欢的东西来讲,再不然就是选择他们需要的东西来做他们的论据。年复一年,他们塑造的柳比歇夫的各种形象会融合成某种中性的东西,说得确切些,融合成一种人人都能接受的折衷的东西,没有矛盾,没有难解的谜,给磨平了棱角,很难辨认出原型。
  然后,人们会对这个折衷的形象加以解释,判断他的错误所在,确定他在哪些方面走在他的时代的前面,把他的形象变得人人都十分理解。然而并不真实。
  当然罗,这还得看他就范不就范。
  讲台上方,挂着一帧镶在黑框里的巨幅遗像——一个秃顶老头儿,皱起蒜头鼻子,在搔后脑勺。他啼笑皆非地看着,不知是看着听众还是看着讲话的人,仿佛是在考虑怎么再干它一家伙。明摆着,所有那些自作聪明的讲话和议论,如今同他风马牛不相及了。他已经作古,再也见不到他,可又是那么需要他。我太习惯于他在世时的情形。当初,我知道什么地方有那么一个人,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同他谈,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同他争论。那时,我一念及此便感到心满意足。
  人一死,许多事情真相大白,许多事情便见分晓。我们对死者的态度,也能够盖棺论定了。我从做报告的人的发言中感觉到这一层意思。他们的发言很明确。在他们眼里,柳比歇夫的一生已经结束,现在他们打算对他的一生通盘推敲一番,作出定评。不言而喻,事到如今,他的许多思想将得到公认,许多著作将出版或再版。不知道为什么,死者比生者有更多的权利,有更多的机会……
  ……我也可以这样办;先跟读者打个招呼,说明本书索然无味,连篇累牍都是枯燥的、纯粹是事务性的散文,连散文都谈不上。作者很少花功夫去润色雕琢,叫读者看着舒服。作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感到很棘手。对这部叙事小说的体裁,作者自己也觉得别扭。作者所以要如此这般,原因将在小说结尾中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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