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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之后,阿列克谢的情况很糟,是同类手术后状况最可怕的一种。他默思冥想。他不抱怨,不哭泣,不发火。他沉默着。
  他整天一动不动地仰卧着,望着天花板上一条曲曲弯弯的缝隙发呆。同伴们撩他调侃时,他总是回答“是”或“不是”,而且常常是答非所问,说完又沉默不语。眼盯着那道泥灰墙里的暗黑色的裂缝,似乎那是某个象形文字,里面暗含着拯救他的密码。他温顺地执行着医生的一切嘱咐,服用医生给他开的药,无精打采、毫无食欲地吃完午饭,然后又仰卧着。
  “喂,大胡子,你在想什么?”政委冲他喊道。
  阿列克谢把头转向政委那边,他的表情却好像没有看到他。
  “我问你,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有一次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顺便走进这间病房,说:
  “喂,爬爬虫,怎么样?还行吗?英雄,真是英雄,哼都不哼一声。老弟,现在我可真信了,你是从德国人那边爬了十八天爬回来的。我这辈子碰见你们这样的弟兄可不少,比你吃的土豆还要多,不过给像你这样的人做手术还是第一遭呢。”教授搓了搓他那双正在脱皮的、指甲为红汞浸蚀了的红手,“怎么愁眉苦脸的?人家夸你,你却愁眉苦脸。我可是个中将军医呢。好吧,我命令你笑一笑!”
  密列西耶夫的嘴唇艰难地扯动一下,做了一个苦笑,他想:“早知道有这种结果,当初何必爬回来呢?手枪里当时还剩三颗子弹呢!”
  政委读了报上一则有趣的关于空战的通讯。我军的六架战斗机与德军的二十二架飞机交战,击落敌机八架,而我方只损失一架。政委那么津津有味地读着这则通讯,似乎干得这么出色的不是他知之甚少的飞行员,而是他的骑兵。通讯引起了大家的争论,大家都竭力想证明空战是如何进行的,这时就连库库什金也争得面红耳赤。然而阿列克谢却一边听着一边想着:“他们真是幸福的人!他们可以飞行,能够战斗,可我永远也飞不起来了。”
  苏联情报局的战报越来越简单。各方面的迹象表明,后方某一地区的红军已聚集了强大的兵力,准备新一轮的打击。政委和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劲头十足地探讨这个打击将集中在哪里以及它将给德国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不久以前在进行这类谈话时,阿列克谢还是率先发言的,可这回他却竭力不想去听。他当然也猜测到了局势的发展,预感到巨大的,也许是决定性的战役即将来临。可是一想到他的同伴们将去参战,大概迅速痊愈的库库什金也赶得上,而自己却注定只能在后方碌碌无为,再也无法改变现状时,他就万分痛苦。所以这会儿当政委读报或者开始谈论战争时,他就会用被子蒙住脑袋,把脸颊贴着枕头,以免看见或听见,可是脑海里不知怎地老是有句话在萦绕:“天生的爬行动物不会飞行。”
  ①高尔基《鹰之歌》里的一句话。
  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带来了几枝柳条。这些柳条不知是从何处而来的,怎么会出现在形势处于严峻的、战争状态的、到处设置了街垒的莫斯科城里的。她往每个人的小桌上的玻璃杯里插了一枝。这些嫩红的、布满了洁白、毛茸茸的小球的柳枝散发出那么一股清新的气息,好像春天降临到四十二号病房一样。这一天大家都很喜悦、激动,连默默寡言的坦克手也透过脸上的绷带含糊地咕噜了几句话。
  阿列克谢躺着想道:现在的卡梅欣条条浑浊的小溪正沿着泥泞的人行道,顺着熠熠闪光的鹅卵石马路奔腾,空中散发着晒得暖烘烘的大地的气息、清新潮湿的气味和马粪的气味。就在这么一天他和奥丽雅站在伏尔加河的陡峭的岸边,河水茫茫无际,静静的大气中传来云雀银铃般的叫声,浮冰平静而缓缓地从他们身旁流过。仿佛这不是冰块在随波逐流,而是他和奥丽雅迎着波涛汹涌的河水在搏击。他们默默无语地站着,眼前仿佛呈现出无限的幸福。在那里,在坦荡的伏尔加河上,自由的春风,竟使他们透不过气来。但是这一切将不复再有了。她会与他断绝往来,即使她不与他绝交,难道他能接受她的这种牺牲?难道他有权允许她这么一个光彩夺目、美丽、苗条的姑娘与他这么个用假肢一瘸一瘸走路的人并肩同行吗……所以他请护士把桌上这嫩幼的,令人回忆起春天的柳条拿开。
  柳条拿走了,但是痛苦的思想仍难以摆脱:倘若奥丽雅知道他成了没有脚的人,她会说什么呢?她会走开、会忘却,会将他从自己的生活中勾销吗?阿列克谢的整个身心都在抗议:不,她不是这号人,她不会抛弃我的,不会绝情的!但是这样更糟糕。他想象着她怎样出于高尚的情怀而嫁给他,嫁给一个无脚的人,为此她那想接受高等技术教育的理想破灭了。为了养活自己和残废的丈夫,谁知道呢,也许还有一群孩子,还得累死累活地干活。
  他有权接受这种牺牲吗?要清楚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契约,她不过是未婚妻,可不是妻子。他爱她,正因为要好好地爱她,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自己应该立即斩断他们间的情结,使她不但可以摆脱痛苦的将来,而且可以摆脱痛苦的访惶。
  然而就在这时盖有卡梅欣邮戳的信来了,他立刻就勾销了这些决定。奥丽雅的信中充满了某种隐含的担忧。似乎她预感到了不幸的事情,她写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她将与他白头偕老,她的感情全都系于他的身上。只要一闲下来,她就无时无刻不思念他,这些思念帮助她经受了战时生活的重负,度过了工厂里的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度过了在空暇的白天和夜晚挖掘战壕和反坦克战壕的时光,帮助她在那里忍受了半饥半饱的生活。“你最近拍的那张小照,带着狗坐在麻条上微笑的那张,一直陪伴着我。我把它镶嵌在妈妈给我的圆形颈饰里,挂在胸前。每当我难受的时候,就打开来看看……你知道吗?我相信:只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还能害怕什么?”她还写到他老母亲最近非常替他担惊受怕并且一再要求他给老太太的信写得勤一些,不要告诉她坏消息让她受惊。
  从前故乡的每一封来信都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艰苦的前线它们久久地温暖着他的心,如今的来信第一次没有激起阿列克谢的喜悦,带来的是一种新的骚动不安。恰恰是这时他于了件蠢事,让他后来痛苦莫及,那就是:他决定不往卡梅欣写信告诉他截去双脚的事。
  只有对气象站的那个少女,他才详详细细地写了一封信谈及自己的不幸和自己不愉快的思想。他们几乎互不相识,所以与她交谈就容易些。他连她的姓名也不知道,于是就这样写了地址:野战邮局,某某气象台“气象学中士”。他知道前线是那样的爱惜每一封信,希望这封地址古怪的信迟早会找到收信人的。而这对他无关重要。他只不过是想对一个人诉说衷肠而已。
  阿列克谢·密列西耶夫的单调乏味的住院生活在他郁郁寡欢的思虑中一天天地过去。虽然他那结实如铁的身体轻易地经受了成功的截肢术带来的种种麻烦,虽然伤口在迅速愈合,但是他还是明显地虚弱了:尽管尽了一切方法,但是大家还是眼看着他一天天地消瘦下去,憔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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