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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文协”成立大会


  大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开成立大会。
  我是筹备委员之一,本当在二十六晚过江(我住在武昌)预备次日的事情。天雨路脏,且必须赶出一篇小文,就偷懒没去;自然已知事情是都筹备得差不离了。
  武汉的天气是阴晴无定,冷暖诡变的。今日的风雨定难据以测想明日的阴,还是晴。二十七日早五点我就睡不安了。“坏天气是好天气”,已是从空袭的恐怖中造成的俗语;我深盼天气坏——也就是好。假如晴天大日头,而敌机结队早来,赴会者全无法前去,岂不很糟?至于会已开了,再有警报,倒还好办;前方后方,既已无从分别,谁还怕死么?
  六点,我再也躺不住。起看,红日一轮正在武汉大学的白石建筑上。洗洗脸,便往外走。心想,即便有空袭,能到了江那边便有办法,就怕截在江这边,干着急而上不去轮渡。急走,至江岸,雾甚重,水声帆影,龟山隐隐,甚是好看,亦渐放心。到汉口,雾稍敛,才八点钟。
  先到三户印刷所找老向与何容二位。他们已都起来,大概都因开大会兴奋,睡不着也,何容兄平日最善晚起。坐了一会儿,大家的眼都目留着由窗子射进来的阳光,感到不安。“这天儿可不保险”,到底被说出来;紧跟着:“咱们走吧!”
  总商会大门前扎着彩牌,一条白布横过宽大的马路,写着雄大的黑字。楼适夷先生已在门内立着,手里拿着各色的缎条,预备分给到会者佩戴;据说,他是在七点钟就来了。礼堂里还没有多少人,白布标语与台上的鲜花就特别显着鲜明清楚。那条写着“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白布条,因为字写得挺秀,就更明爽醒眼。除了这三四条白布,没有别的标语,倒颇严肃大方。
  最先见到的是王平陵与华林两先生,他们为布置会场都受了很大的累;平陵先生笑着说:“我六点钟就来了!”
  人越来越多了,签到处挤成一团;签完字便都高兴的带起缎条和白布条——缎条上印着成立大会字样,布条上写着人名,以便彼此一握手时便知道谁是谁了。入了会场,大家三五成组,有的立,有的坐,都谈得怪快活。又进来人了,识与不识,拦路握手,谁也不感到生疏或拘束。慢慢的,坐着的那些小组联成大一点的组,或竟联成一整排;立着的仿佛是表示服从多数,也都坐下去。摄影者来了不少,看还没有开会,便各自分别约请作家,到屋外拍照。这时候,会员中作刊物编辑的先生们,都抱着自己的刊物,分发给大家。印好的大会宣言,告世界作家书,会章草案,告日本文艺作家书,本已在每个人的手中,现在又添上几种刊物,手里差不多已拿不了,只好放在怀中,立起或坐下都感到点不甚方便的喜悦。
  啊,我看见了丰子恺先生!久想见见他而没有机会,又绝没想到他会来到汉口,今天居然在这里遇到,真是惊喜若狂了。他的胡子,我认得,见过他的像片。他的脸色(在像片上是看不出来的)原来是暗中有光,不象我理想的那么白皙。他的眼,正好配他的脸,一团正气,光而不浮,秀而诚朴。他的话,他的举动,也都这样可喜而可畏。他显出不知如何是好的亲热,而并不慌急。他的官话似乎不甚流利,可是他的眼流露出沉着诚恳的感情。
  在他旁边坐着的是宋云彬先生,也是初次会面。说了几句话,他便教我写点稿子,预备为儿童节出特刊用的。我赶紧答应下来。在武汉,谁来约稿都得答应;编辑者当面索要,少一迟疑,必会被他拉去吃饭;吃完朋友的饭,而稿子却写得欠佳,岂不多一层惭愧么?
  跟他们二位刚谈了几句,钟天心先生就过来了。刚才已遇到他,八年未见,话当然是多的;好吧,我只好舍了丰宋二位而又找了天心兄去;况且,他还等着我给他介绍朋友啊。他这次是由广州赶来的。胖了许多,态度还是那么稳而不滞。我俩又谈了会儿;提起许多老朋友,都已难得相见;可是目前有这么多文艺界朋友,聚在一堂,多么不容易呢!
  人更多了。女宾开始求大家签字。我很羡慕她们,能得到这样的好机会;同时,又很惭愧,自己的字写得是那么坏,一页一页的专给人家糟蹋纸——而且是那么讲究的纸!
  快开会,一眼看见了郁达夫先生。久就听说,他为人最磊落光明,可惜没机会见他一面。赶上去和他握手,果然他是个豪爽的汉子。他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大方,不故意的亲热,而确是亲热。正跟他谈话,郭沫若先生来到,也是初次见面。只和郭先生说了一句话,大会秘书处的朋友便催大家就位,以备振铃开会。党政机关的官长,名誉主席团,和主席团,都坐在台上。名誉主席团中最惹人注意的,是日本名写家鹿地亘先生,身量不算太矮,细瘦;苍白的脸,厚厚的头发,他不很象个日本人。胡风先生陪着他,给他向大家介绍。他的背挺着,而腰与手都预备好向人鞠躬握手,态度在稍微拘谨之中露出恳挚,谦虚之中显出沉毅。他的小小的身体,好象负着大于他几千几万倍的重担。他的脸上显着忧郁,可是很勇敢,挺着身子,来向真正爱和平的朋友们握手,齐往艰苦而可以达到正义的路上走。他的妻坐在台下,样子颇象个广东女人。
  振铃了,全体肃立。全堂再也听不到一点声音。
  邵力子先生宣告开会,王平陵先生报告筹备经过,并读各处的贺电。两位先生一共用了十分钟的工夫,这给予训话和演讲的人一个很好的暗示——要短而精。方治先生和陈部长的代表训话,果然都很简短而精到。鹿地亘先生讲演!全场的空气紧张到极度,由台上往下看,几乎每个人的头都向前伸着。胡风先生作了简单的介绍,而后鹿地亘先生的柔韧有劲的话,象用小石投水似的,达到每个人的心里去。几乎是每说完一段,掌声就雷动;跟着就又是静寂。这一动一静之际,使人感到正义与和平尚在人间,不过只有心雄识远的人才能见到,才肯不顾世俗而向卑污黑暗进攻,给人类以光明。文艺家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呀!
  周恩来先生与郭沫若先生相继演说,都简劲有力。末了,上来两位大将,冯玉祥先生与陈铭枢先生。这两位都是会员,他们不仅爱好文艺,而且对文艺运动与文化事业都非常的关心与爱护。历史上——正象周恩来先生所说的——很难找到这样的大团结,因为文人相轻啊。可是,今天不但文人们和和气气的坐在一堂,连抗日的大将也是我们的会员呀。
  已到晌午,没法再多请人演讲;其实该请的人还很多呢。邵力子先生(主席)便求老向先生向大家报告:(一)请到门外去照像。(二)照完像,到普海春吃饭,来宾和会员都务请过去。(三)午餐后,会员就在普海春继续开会,省得再往回跑。
  照像真热闹,拿着像匣的你挡着我,我挡着你,后面的干着急,前面的连连的照。照了好大半天,才大家有份的都“满载而归”。
  晴暖的春光,射在大家的笑脸上,大家携手向饭馆进行。老的小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高的矮的,文的武的,洋装的华服的,都说着笑着,走了一街。街上的人围拢过来,大概觉得很奇怪——哪里来的这么多酸溜溜的人呢?
  普海春楼上已摆好十几席。大家顾不得入席,有的去找久想晤谈的友人谈话,有的忙着给小姐们签字——冯玉祥先生已被包围得风雨不透。这时候,我看见了卢冀野先生。他更胖了,诗也作得更好——他已即席吟成七律一首;还说要和我的那首文协成立会的贺诗呢。我俩正交换住址,前面喊起入席呀,入席呀!
  我赶到前面,找着个空位就坐下了。多么巧,这一桌都是诗人!左旁是穆木天先生,右旁是锡金先生,再过去是宋元女士彭玲女士和蒋山青先生……。一盘橘子已被抢完,我只好把酒壶夺过来。刚吃了两个菜,主席宣告,由我朗读大会宣言。王平陵先生不知上哪里去了,我就登了他的椅子,朗诵起来。没想到这么累得慌,读到一半,我已出了汗。幸而喝过两杯酒,还没落个后力不佳。读完归座,菜已吃空,未免伤心。
  盛成先生朗读致全世界作家书的法文译文,读得真有工夫,博得几次的满堂彩。
  一位难民不知怎的也坐在那里,他立起来自动的唱了个流亡曲,大家也报以掌声。他唱完,冯玉祥先生唱了个吃饭歌,词句好,声音大,大家更是高兴。老将军唱完,还敬大家一杯酒,他自己却不喝;烟酒是与他无缘的。紧跟着,我又去宣读告全世界作家书的原稿,孙师毅先生朗读胡风先生起草的告日本文艺作家书,老向先生宣读慰劳最高领袖暨前线将士的电文。饭已吃完。
  空袭警报!
  早晨到会来时的那点不安,已因会场上与餐厅间的欢悦而忘掉。可是,到底未出所料,敌机果然来了。好象是暴敌必要在这群以笔为武器的战士们团集的时候,给予威吓,好使他们更坚决的抗日。日本军阀是那么愚蠢的东西呢!炮火屠杀只足以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与齐心呀!他们多放一个炸弹,我们便加强一分抗战的决心。感谢小鬼们!
  紧急警报!
  桌上的杯盘撤下去,大家又按原位坐好。主席上了椅子,讨论会章。正在讨论中,敌机到了上空,高射炮响成一片,震得窗子哗啦哗啦的响。还是讨论会章!
  会章通过,适夷先生宣读提议案,一一通过,警报还未解除。进行选举。选举票收齐,主席宣布委托筹备委员检票,选举结果在次日报纸上披露。
  警报解除,散会。
  晚报上登出大会的盛况,也载着敌机轰炸徐家棚,死伤平民二百多!报仇吧!文艺界同人们怒吼吧!中华民族不得到解放,世界上便没有和平;成立大会是极圆满的开完了,努力进行该作的事吧!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宇宙风》第六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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