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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声


             南京  1948年8月7日

  中原会战的失败震动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军界中,稍微敏感一点的将领都惶惶然,感觉到了那逼人而至的不祥预兆。

  8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三年来戡乱检讨会”。

  这是一次大型的军事检讨会,国民党军界高级将领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汤恩伯、杜聿明、黄百韬,以及海、空军总司令、联勤总司令和国防部高级官员共120余人参加了会议。

  8月3日上午9时,会议在南京国防部大礼堂正式开始。蒋介石身着戎装,胸前佩挂国民党最高勋章一一青天白日勋章和杜鲁门赠他的一枚勋章,表情肃穆。

  他举目环视大厅里上百位他的将领,目光里涌动着一种复杂的情感狂涛,良久,开始致开幕词:

  “过去三年来剿匪军事,我全体官兵牺牲奋斗,固然有若干成就,但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已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的讽刺诬蔑,令人实难以忍受。自从总理领导革命以来,决没有经过这样危险的时代,也从来没有遭遇这样的耻辱。诚然,我本人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国军将领萎靡不前,没有克敌制胜的旺盛精神,以致上面的任何战略战术,都失去作用,都不生效力,也是一个原因。你们各级指挥员万万不可有失败主义、悲观情绪。现在我们无论海陆空军,交通运输,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哪一样不是超过共匪若干倍?共匪有哪一样够得上与我们相比?我们为什么要动摇信心,自甘失败呢?我个人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我仍然要百折不回,继续奋斗,毫不灰心,毫不气馁。

  “本来抗战胜利后,我个人的事业就可告一段落。但是我担心你们搞不过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会生活不下去,没有饭吃。为使党内同志和广大官兵能有生存权利,我才被迫勉强带领大家干。谁知我军许多将领信心不足,作战屡次失败,很不争气,使我非常为难……

  “但我既已负起责任,我就一定为党内同志及官兵生存而奋斗到底,望大家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发愤图强,努力奋斗!”

  一片掌声。有些人眼睛湿润,被总裁发自肺腑的悲凉激愤深深感动。

  第二天,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作军事形势报告。谈到兵员、武器的损失情况,尽管遮遮掩掩,而且亦不准确,他也不得不承认:“两年来,我军损失兵员共300余万人,步枪100万支,轻重机枪7万挺,山炮、野炮、重炮1000余门,迫击炮、小炮15000余门,还有大批坦克、汽车、通讯器材和各种弹药无数。”

  军事检讨会如同医生会诊,不如实摆明“病情”即达不到对症下药的目的。然而,当何应钦坦率地也是第一次把国军失败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时,诸将领瞠目结舌,心弦颤动。

  讨论时有人说:“共产党在江西时,只有那样一点力量,打了10年都解决不了。现在他们发展成为这样大的力量,我们遭到如此重大损失,这个仗还怎么再打下去?”

  在座的人叹气摇头,把蒋介石前一天鼓的那点劲儿一下子又泄光了。

  蒋介石的开幕词也并非人人为之感动。他把两年来军事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前方各将领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而对于统帅部在指挥上的失误则虚晃一枪,不做检讨,这就不能不引起一些将领的反感。

  白崇禧在大会上做长篇发言:“时至今日,我们应有勇气承认在勘乱战争中遭到的一连串的失利,而不能自欺欺人,讳败为胜。此数月来,吾人受到重大挫折的有宜川一战,胡宗南的刘戡部五个师全部被歼。其次是洛阳一战,邱行湘被俘;豫东一战,区寿年兵团的六个师和黄百韬兵团一部9万余人全部损失;老襄樊一战,康泽被俘,战略要城襄阳丢失。回顾抗日战后剿共军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实力以5:1的绝对优势超过共军。何以不到两年,战略上的主动就从政府方面转到共军手中?吾人必须虚心检讨自己的缺点,自上而下彻底改正,勘乱前途,庶其有豸!”

  接着,白崇禧又提出六条“戡乱”建议,其中有一条是专门对着蒋介石来的。他愤愤地说:“统帅部应尊重各级指挥系统的权力,上级不能超级指挥,下级不应越级报告与请求!”

  全场掌声大作,热烈拥护。

  蒋介石微笑着,也拍了两下手,回到官邸就大骂白崇禧“居心叵测”。

  这天,蒋介石又看到了第93军军长盛家兴的书面发言。

  盛家兴称:“共军军民一致,尊重人民利益,纪律严明,对我军情况明了,战术灵活巧妙,战斗力强,牺牲精神旺盛。国军应效法共军,不妨碍人民利益,争取民众,才不会成为聋子、瞎子。要效仿共军经济公开,爱惜士卒,纪律严明,才能提高士气;要学共军加强侦察,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坚决进攻,军官冲锋在前才能提高战斗力……”

  蒋介石勃然大怒:“娘希匹!搞这种东西纯粹是长他人志气!这个盛家兴,他在精神上早已成了共匪的俘虏!”

  他又质问大会秘书处:“这种东西,怎么不加研究就印发了?简直不动脑筋,不负责任!”

  蒋介石在这种时候开这种会议,旨在给将领们打气,使其振作精神,以期挽回败局。白崇禧转移目标,盛家兴又大长共军威风,自然他要动怒。以后几天,他给会议定了调子,不许再出现“偏颇”。

  检讨会不真正检讨弊端还有什么意思?其实任何弊端都如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里,在座诸将领谁都看得见,而且这些弊端人人有份儿,又人人受其害。蒋介石欲以“补药”医治自身,他应该明白这个“身体”已经病人膏盲,任何“泻药”、“补药”均已无补了。

  在黄百韬报告了豫东战役经过后,蒋介石训话说:“我认为共产党阴险暴戾,深刻精到,机警疑忌,严密笃实,并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懂辩证法。你们以后对辩证法要好好研究,才能对付他们。这次我发一本辩证法给你们,希望你们回去认真研究。”

  果然一人发了一本“辩证法”,是黑格尔的书。

  盛家兴发牢骚:“说我的精神已成俘虏,他一会儿让我们学共产党交党费,一会儿号召我们学辩证法,又做何解释?”

  时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说:“想学也没学对。共产党学的是唯物辩证法,老头子发给咱们的只有‘辩证’,没有‘唯物’。”

  大家窃笑。

  会议期间,郭汝瑰把一本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印的《目前的战略问题》附在文件后面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不知道这本小册子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节选本,阅过感到“很高明”,遂批上“印发”二字,作为大会学习材料。

  与会者中有人读过毛泽东的那两本书,翻开发给的《目前的战略问题》,目瞪口呆,惊愕地窃语:“简直成了毛泽东主义的学习大会了。”

  大会后期主要是研究对付共产党的策略。会务组把对付策略编成对答形式的册子,下发各小组讨论、学习。这些策略都未经缜密深人的研究,仅凭参谋们的意想逐条写几句话即是。如:

  “打破以农村包围城市。”

  对策答案:“把农民争取过来。”

  如此滑稽,令人耻笑。有的人在此条上批语:“如果能把农民争取过来,仗不用打就胜了,战争也根本不会发生了。”

  如此这般,会议至8月7日结束。

  蒋介石在闭幕词中极力号召将领们“发扬国民革命精神”,“我们奋斗之目标在于如何打破困难,如何消灭敌人,如何完成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之使命!如果不向这个方向去做,而仍如过去一样因循苟且,令不行禁不止,胜不庆败不救,腐败堕落甘于暴弃,即便没有敌人我们也将遭遇天然的淘汰”。

  蒋介石深为国军将领三年来被俘之多、气节之短而倍感耻辱,他鼓励将领们“成仁”:“我军将领应该坚毅果敢,杀敌立功,倘若不幸失败,就应光荣地‘成仁’。被俘是最可耻的事,与其生而屏,不如死而荣!”

  蒋介石此时不会想到,这是他在大陆召开的最后一次全面的军事会议。

         河南宝丰  皂角树村  1948年8月24日

  一辆美国吉普车停在大皂角树下,等候邓小平上路。

  月光很好,沉睡的村子静静地沐浴在水一般的月色里,只有中野指挥部的这座院落里还亮着灯。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身影投射在窗棂白纸上,从外面望去,三人挨得很近,似三座连绵的山峰。

  邓小平将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临行前他们做了彻夜长谈。直到三星落尽,东方泛白,三人才走出房门。

  一声高亢的鸡鸣像一声领唱,引发了村子里此起彼伏的啼鸣。

  陈毅:“好雄壮的大合唱!”

  刘伯承抬头望了望黎明的天空,未语。

  邓小平随口吟道:“雄鸡一唱,东方即白,征程漫漫,任重道远!”

  陈毅:“小平同志也有诗兴喽?同志哥儿,等革命胜利了,我们组织个诗社好不好?”

  邓小平:“一言为定。”

  刘伯承:“小平此一去回来,必然带个‘大动作’。”

  陈毅:“看样子,我们很快就要喝到长江水了!”

  三人握别。

  吉普车在曦光中渐渐远去。

  刘伯承、陈毅还站在皂角树下。晨风阵阵,撩动着他们的衣襟。

  太阳在东边露出了脸,中原大地又是一个晴朗的天。

  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即将开始。

                    1992年8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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