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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会后,地方史组三个都戴眼镜的研究员回到他们的工作室。组长赵昌被留下听候所领导对运动的安排部署。这三个人前前后后进了屋,谁也没吭声,各就各位,象往常那样从桌上或抽屉里拿一本书看;天知道他们在看些什么。
  本组年纪最大的老研究员秦泉的脸色非常难看。此人很瘦;面皮如同旧皮包那样黯淡,高颧骨象皮包里塞着的什么硬东西支楞出来,正好把一副普普通通的白光眼镜架住。他是个仔细、寡言、稳重的人。胳膊上总套着一对褐色的粗布套袖,和他每天上下班提着的书包用的是同一块布料。看上去,很象个细致又严谨的银行老职员。长期的案头工作使他驼了背。整天虾一样弓腰坐着,面前一杯热水和一本书,右手拿钢笔,左手夹一支烟卷;长长的脑袋被嘴里吐着的烟纠缠着,宛如云岚缭绕的山头;有时烟缕钻进他花花的头发丝里,半天散不净。这便是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形象。他一天不停地喝水和上厕所,咽水的声音分外响;平日为了不打扰室内研究工作所必要的安一静,他喝水时总是尽力抑制自己的毛病,把一口水分做几次,小心翼翼地咽下去。今天他似乎忘了。一边喝水,喉咙里一边咕噔咕噔地响,象是咽一个个小铁球。
  他是五十年代出名的右派,而后摘掉帽子,但仍是所里唯一的身上打过“右”字号戳儿的人物。那种戳儿打上了,就留下深深的印记,想抹也抹不掉,每逢运动一来,都照例被作为反面人物中的一种典型,拿出来当做进攻的靶子。他属于那种人们常说的“老运动员”。虽然饱经沧桑,眼见过各种惊心动魄的大场面,但眼下仍不免心情烦躁。因为他很清楚马上又临到头上的日子是什么样的。
  另一个白胖胖,却坐在一边呆呆发怔。他叫张鼎臣。才过了五十岁生日,圆头圆脑,皮肤细腻而光亮,戴一副做工挺细的钢丝边眼镜,装束整整齐齐,衣料也不差;乎时爱吃点细食,不吸烟;牙齿刷得象瓷制的那样洁白,并且总在笑嘻嘻的唇缝中间间露出来。他的古文颇好,对清臾很有些研究,只是脸上总挂着些笑意,说话爱迎合人,带点商人气味,引人反感。
  他是老燕京大学的学生,毕业后由于生计的关系,自己经营过一家小书铺。书架上总放着七八百册书,一边看,一边卖,积攒下知识和钱财。后来经本家叔叔再三劝说,在那个堂叔开的小贸易行里入了一份数目不大的股金。小贸易行经办不力,几乎关门。由于碍于叔侄情面,不好抽出股份,只当做买卖亏掉了。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这奄奄一息的小贸易行被合进去,他反落得一份微薄的股息。这份股息致使他在文化革命初期被当做资本家挨斗游街。他的成分至今尚未得到最后确定。如同没有系缆的小船,在这将到来的风浪中,不知会遇到什么情况。
  这三个人中间,唯有戴黄色圆边近视眼镜的吴仲义是个幸运儿。
  他的历史如同一张白纸。平时的言行又相当谨慎,无懈可击。为人软弱平和,不肯多事。前一度,所里的人分做两派,斗得你死我活,他在一旁逍遥自在,但按时上下班。在班上虽无事可做,也决不违犯所里订立过的那些章程制度。两派都争取过他,他却一笑了之。幸亏他夙来是个胆小无能的人,无论哪派把他拉过去,最多只是增加一个人数。因此,两派都不再去理他。他是个多余的人。
  然而,在一场场运动中间的间歇,也就是抓业务的时期里,他却是所里目光集中的一个人物。他年纪不大,三十多岁,学识相当扎实,工作认真肯干,研究上经常出成果。他是专门研究地方农民运动史的。这一内容始终受重视,他因此也受重视。他的成绩是领导和上级治所有方的力证。谁都认为,这是他在所里平时受优待、运动中受保护的资本……因此运动一来,他就被那些有污点而惴惴不安的人钦慕、眼馋,甚至有些妒嫉呢!好似山洪冲下来,人家站在平地上担惊受怕,他却在石壁下、高地上,碰不着,扫不上,得天独厚,平平安安。
  可是,谁知道那是怎样的时候呢?天大的功劳也无济于事,一点点过错就会招来灾祸,它逼得你去搜寻自己的过失,并设法保护自己;本来可以相安无事的人,在那种凶险的情势下,也会无端地心惊肉跳,疑神疑鬼……
  快下班时,组长赵昌推门进来,用一种与他平时惯常的温和略显不同的比较严肃的态度说:“革委会决定,从明天起开始整天搞运动,一切业务暂停。事假一律不准;医生开的假条必须草委会签字盖章方可有效。由明天算起的头一周,是大揭发大检举活动。每人回家都不准停止大脑的思维,去回忆平日哪些人有哪些错误言行,以及可疑的现象和线索,做好互相检举揭发的准备。”
  赵昌的话说完。大家收拾东西离开房间的时候,不象往常那样互相打个招呼,说一半句笑话。脸上都没什么表情,谁也不理谁,各自走掉,似乎都有了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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